2022年6月7日，杭州师范大学慎园，一场特殊的追悼会正在庄严的进行。102岁的海田老先生安详的躺在党旗下，这一生，他有很多个身份，学生、党员、地下工作者，少校、文化工作者等等，最终定格成一名“大体老师”。

    前半生，他是一名军人，征战沙场保卫祖国

海田，曾用名颜振新，1921年2月出生于江苏镇江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刚满20岁的他从上海麦伦中学高中毕业后，怀揣一个爱国的心，毅然奔赴抗日前线，投身革命事业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国家危难之时，青年应以拯救民族存亡为己任。在战火中，海田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毕生奋斗方向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生。在他的影响下，颜家8个子女，就有4人参加革命。

1941年至1946年，海田在新四军四师九旅任助教、书记员、党支部书记。后任华野二纵队文工团队长，支部书记，解放军21师独立团、教导团宣传组长，21军61师、63师宣传科副科长、文化科科长。先后参加渡江战役和宁波解放战役，1953年初入朝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。

“父亲几乎不说战争年代的事情”，海老先生的大女儿海燕直到父亲去世后翻阅父亲档案才得知，父亲曾经是一名

地下工作者，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从事情报工作，出生入死，极为艰险，这也是他改名海田的原因，在中国这浩渺大海中的一方小小的田。“他只说革命需要取的化名，用的久了所有档案里都写着海田，索性改名叫海田了，我们姐妹3人也都以海字为姓。”而那些不畏生死、惊心动魄的过往，枪林弹雨、炮火连天的战场，浴血奋战、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，都深埋在海老先生的心底，也刻在一枚枚闪耀的军功章上。

（图为海老先生佩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、纪念中华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、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、中华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。）

 

后半生，他拿起笔杆，奋战在新中国文化战线

1959年从部队转业后，海老先生在杭州市文化局任副科长、办公室主任，文革时期下放杭州市五七干校红垦农场，平反后在杭州市图书馆、西冷印社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。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基层，海老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政治本色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，实事求是，开拓进取，为繁荣新中国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。
    海老常告诫自己的子女，做事要讲原则。文革期间，大女儿和小女儿下乡插队知青，二女儿到北大荒兵团，几年后，同期回城的许多知青被安排到文化局系统工作，于是，女儿们也央求父亲找关系安排她们到文化局工作，被父亲回绝，他说，我是党员干部，不能私下找关系走后门。

在女儿们的眼里，父亲一生淡泊名利，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。在市图书馆工作时，他把分到手的30平房子让给同事，自己一家五口住9平米的斗室，还数次把加工资的机会让给年轻人，“我够用了，那些刚入职的小年轻更需要。”家里常有战友来看望“老首长”，这位“少校”级别转业的老首长，如今他以前手下的“司号员”都已是“少将”级别。战友们常劝说他应该去争取荣誉，海老每次都断然回绝，简短又坚定的两个字“不用”。

 

生命尽头，一纸志愿书，他把一生献给党

他是一名征战沙场的军人，更是一名温文尔雅的父亲。“儒雅”是子女们对父亲统一的评价。“我们是流浪长大的”，海燕笑称，“我三个月大的时候，父母就上朝鲜战场了。59年才回归家庭，后面又是文革，再后来，姐妹几个都成家立业了...”尽管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的陪伴并不多，他的言行却深深影响着姐妹几人。“他很尊重孩子们的意见”，小女婿回忆起第一次见老丈人的情景，还记忆犹新。按理别人的家长总要跟女儿说说这女婿满不满意，海老却只字未提，只跟他嘱咐，“男人千万不好欺负女人的哦。”

在海燕印象中，唯一一次父亲对她提出明确意见，是在她置办自己嫁妆的时候。她想给自己打个两个五斗柜，父亲却说，“有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两个箱子的就可以结婚了，要什么柜子，太浪费。”这种勤俭朴素的作风也贯穿了海老一生。

海老退休后，还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。80多岁时，他偶然看到电视上遗体捐献的宣传，便萌生了这个想法。海燕只当父亲随口一提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直到海老90多岁因病住院，他郑重的告诉主治医生，“我想捐献遗体”，医生开玩笑道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有这种想法呢。海老也半开玩笑道，就让他们研究研究，为什么我能活这么久，身体还健康。海燕这才知道，原来父亲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件事，于是在红十字会的指导下，完成遗体捐献登记。

2022年5月27日，海老先生与世长辞，子女尊重他的遗愿，捐献了他的遗体，他也成为杭州师范大学最高龄的“大体老师”。

杭州市西湖区红十字会 何佳妮

2022.06.07